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是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政党，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民进是在抗战胜利后，由一部分文化教育出版界人士和一部分工商界人士所创建。在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实践中，民进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结束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以及如何建设国家的问题，成为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以马叙伦、王绍鏊为代表的爱国民主人士，对国民党推行内战独裁政策极为愤慨，同上海人民和各界爱国进步分子一道积极投身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斗争的实践使人们认识到团结的力量，大家希望成立一个永久性组织，以便团结起来，更有力地进行斗争。于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诞生了。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中国科学社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出席成立大会的共26人，一部分是马叙伦所联系的文化、教育、出版界的爱国人士，另一部分是王绍鏊所联系的工商界爱国人士。会议主席马叙伦在大会报告中说，纵览目前国是，非促进民主不足以建永固之国基，取名为民主促进会是要发扬民主精神以促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会议通过了本会简章等四项重要决议，宣告民进正式成立，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

为进一步健全组织机构，1946年1月2日，民进召开了第二次会员大会。会议选举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等11人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这公开宣布了民进的政治主张，驳斥了国民党“先统一后民主的谬论”，指出现时的中国，必须首先实现民主政治，然后才能真正统一，“民主实在是统一的基础，同时又是统一的内容、统一的目的”，“统一而不以民主为前提，决无法实现”；呼吁广大市民群众加紧步伐，集中力量，争取民主，实现民主。

从此，民进以一个有纲领、组织、有纪律的政治团体，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民进成立后，立即以战斗的姿态，积极投入到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中。

民进创建之初，正是旧政协召开之时。马叙伦在会议召开之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的目的，是想让政治协商会议“做他的猫脚爪，借此叫中共放下武器，和赶快召集原有的国民大会来替他捧场，再借宪政的招牌保持一党专政的实权，仍还是挂羊头卖狗肉！”会议开幕第二天，民进发表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给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书》，提出了组织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等7项具体建议。政协五项协议达成后，民进领导人当即发表文章，指出会议“虽然有了成果，但是和我们的希望距离还远”“民主基础人权的自由还是不曾兑现”，因此民主运动的责任“不但不曾解除，而且加重了”。“较场口事件”发生后，特别是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公开叫嚣要破坏政协决议后，马叙伦连续发表了《当前一个严重问题》等3篇文章，愤怒指出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是要使全国人民“再流一次政治血”，其结果必然是被“时代轮子辗坏”！

为促成政协决议案之完全彻底实现，1946年3月17日，民进召开了第四次会员大会。大会明确了两项具体工作：一是唤起和动员广大民众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二是联合各民主党派和旨趣相同的人民团体共同战斗。依此精神，民进一方面组织参与各界民主人士和大学生开展的爱国民主运动，一方面努力促成民主力量的大联合。

在民进的精心策划和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大力帮助下，5月5日，民进等上海52个团体组织参加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正式成立。6月6日，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起，民进和其他各界人士164人联名致函蒋介石、马歇尔及各党派，呼吁停止内战。6月23日，上海人民反内战暨欢送和平请愿团（又称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赴京大会在北火车站举行，参加会议的有10余万众。当马叙伦率和平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暴徒的围殴，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等身受重伤。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立即赶到医院，看望受伤代表，向马叙伦等表示亲切慰问。周恩来神情严肃地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马叙伦也激动地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下关事件”使民进会员深刻认识到，向国民党反动派请求和平，无疑是要强盗放下屠刀，根本办不到，只有同共产党人和其他各界群众一起，向国民党展开坚决的斗争，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民主。

国民党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耍起了和平的阴谋。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一手包办的伪国大，制定并通过了伪宪法。民进不为国民党功名利禄所诱惑，坚决反对伪国大和伪宪法。12月31日，民进和上海10个团体共同发表《十一团体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指出这一宪法的产生基础及其基本精神，彻头彻尾是反民主的、反政协的，其作用是反和平民主的，我们现在反对这一宪法，实为争取和平民主必要的行动。

当时，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清醒的认识，仍有一些人对中间路线抱有幻想，认为现在国共两党都离开了“第三方面的中间路线”，大打内战，但谁也消灭不了谁。因此，只有坚持恢复政协路线即所谓“中间路线”，才能挽救时局。对此，马叙伦于1947年1月发表了《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一文，对“第三方面”和“中间路线”进行了深入剖析，明确指出“第三方面”在本质上是不存在的。因为“第三方面”这一名词的出现，是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它是针对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而言的，是时代政治的产物。现在“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大有从此分手的样子”，所以“第三方面”在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中间力量只能依附于民主或反民主阵营的一方，爱国民主力量只有与共产党站在同一条战线，才能有自己光明的前途。这表明民进彻底否定了“中间路线”，坚定地站在了中共一边。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开始作最后的挣扎。7月4日，国民党政府悍然颁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把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统统作为共产党的“叛乱”进行镇压。国民党训令其组织对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实行对上层分子“暂时容忍敷衍”，对中下层人士“一律格杀不论”的政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民进决定暂时隐蔽，转入地下活动。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ー口号”得到了民进的坚决拥护和热烈响应。5月5日，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以及其他党派的领导人与各界民主人士，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表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民进还单独发表了《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指出中国的议事日程，到今日已不再仅是新民主义“是什么”的问题，而是新民主义“怎样做”的问题。“五一口号”23条，把实现中国新民主国家的具体任务，完整无缺地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它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舵向的指标，中国的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就是要团结在这一口号的周围形成坚固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宣言》首次公开庄严宣布民进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进作出的重大历史选择和转折。

民进在迎接全国解放的同时，积极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鉴、梅达君、徐伯昕、林汉达、雷洁琼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马叙伦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在会议发言中，马叙伦深刻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强调无产阶级领导的重要性，表示要在历史的转折中改造自己，用最大的努力，从事经济、文化建设，与全国人民和各党派一道，共同建立光辉灿烂的新中国。

1958年6月5日，长期卧床休息的马叙伦在护士的帮助下走下病床，留下了最后的字迹：“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这既是马叙伦对自己一生革命生涯的高度总结和升华，也是留给民进的政治嘱托和宝贵财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进自觉接受中共领导，同中共亲密合作，共同走过了站起来、富起来的时代。在强起来的新时代，民进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